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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8 「行賞」忠厚之至論面白い。
你可能聽過王文華談電影、談愛情、談人生。但是，你可以想像「跟老闆談薪水」的王文華嗎？
「當然談過」。王文華俐落又爽快地回答。而且連談薪水都不脫典型的「王氏風格」：「溫柔而堅定」，這是王文華的五字訣。
「很多人覺得錢是俗事，好像談錢會很功利、自私、貪得無饜。但我覺得金錢是中性的，它在職場上反映出你的價值、你對公司的貢獻，」
對於薪水，王文華從不讓自己覺得委屈或吃虧。在接受《Cheers》雜誌專訪分享「撇步」時，他展現出比一般人更“smart”的一面。 然而笑說自己「大事感╱敢性、小事理性」的王文華，面對真正重大的生涯抉擇時，薪水又從來不曾是關鍵。7年前，他放棄紐約金融圈的高薪回到台灣；2005年，他離開職場選擇做個「樂活族」。「我的薪水節節敗退，可是我的人生蒸蒸日上，」剛進入40歲這個階段的王文華如此形容自己。
工作、薪水與人生，像是決定生命基調的3張王牌。
王文華怎麼打這個牌局？他又如何看待它們彼此之間的輕重關係？
你怎麼思考工作、薪水與人生這3件事？
我年輕的時候，優先順序是工作、人生、薪水；現在中年的我，先思考的是人生、工作，最後才是薪水。
我在史丹福念書的時候，把工作和薪水放在第1位，當時找工作，大家都打聽什麼工作的薪水最高，商學院薪水最高的兩種工作就是投資銀行和企管顧問，我沒有自命清高，也去競標過。 你說我懂不懂投資銀行在做什麼，老實講我當然比一般人懂，但也不是很了解；你說我懂不懂企管顧問在做什麼，我當然比一般人懂，但也不是很了解，更不要說我在這兩個行業沒有經驗。沒有經驗，又不了解，為什麼要去做這個工作呢？就顯示出這個工作薪水的誘惑、光鮮亮麗的誘惑。 對商學院的學生來講，當企管顧問，或是當投資銀行家的誘惑，其實跟一個藝術學院學生想當明星的誘惑是一樣的。不過，我覺得我跟同學比起來沒有那麼強烈，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傳統商業背景出來的學生，所以我那個時候雖然曾經去攪和一陣，後來並沒有很認真想去追求那條路。 我覺得大部份人會想去追求工作或薪水，不完全是因為功利，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在這個階段也不太知道人生要什麼。而且人生是抽象的，工作、薪水是實際的，所以年輕人自然會去追求。 就像你談戀愛一樣，一開始跟一個女孩出去，一定是吃飯、看電影，不會一開始就兩個人坐在那邊談彼此對愛情的想法。
所以薪水這件事對你的生涯曾經發生作用，還是從來沒有？ 你問我是不是要去追求最高薪的工作，坦白講，我的興趣不大。
但我之所以有這種奢侈，不去那麼計較薪水，是因為我的學歷帶給我最低限度的保障，我不希望強調我不愛錢，或是我很清高。
我一直希望找的工作，是可以給我機會去探索、了解、嘗試的，所以後來我找到Dun & Bradstreet，這個美國最大的金融資訊集團之一，1994年畢業時我進入這家公司。 這個公司給我機會，讓我每隔半年到一個新國家的分公司去體會不同的職務，這跟我當時探索的心境很配合。 我第1個工作在紐約的穆迪債信評等（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大概做了8個月左右。
後來公司派我到日本的Dun & Bradstreet Software Japan，又待了8個月。
接著我到佛羅里達的Nielsen Media Research 做了8個月再調回到紐約，後來3年就沒有再調，留在紐約做國際企業債信的業務。
1999年我回到台灣。 之所以決定回台灣，就已經是個人生的選擇，不再以工作，或薪水為主導。 那一年我們家有些變故，包括我父親生病，我也覺得離家很久了，這些年來我只有接受福利，都沒有盡到責任。我在美國已經7年了，紐約好玩的、好吃的，我都看了一遍，但並沒有一種家的感覺。我慢慢把人生裡大的、重要的東西，放在工作和薪水之前。 回來在博偉電影公司工作了5年，薪水不到紐約時的二分之一。但這跟我的興趣比較接近，電影行銷跟我自己在文學藝術的背景，以及企業的經驗，是很好的組合。2004到2005年，在MTV做到董事總經理後，我決定離開職場，這又是一個人生的選擇。那時我偷偷地覺得，自己已經慢慢走下坡，對於工作的創意、熱情，慢慢地呈現疲憊。我相信必須要「理頭緒」和「再學習」，才是能扭轉逐漸走下坡的方法。其實我是一個非常糟糕的example，因為我在職場的薪水越來越少（大笑），這和很多人是相反的。我突然發覺，我的薪水是每況愈下，到今天當然最少，但是我的人生卻是蒸蒸日上。 2004年離開後，我立刻做了幾件事。2005年我到史丹福，從短暫的課程中找回年輕時的學習熱情和理想，接下來花了半年時間去旅行，我覺得不管是我的身體、精力、想法，都慢慢地恢復了。現在我非常清楚的把人生放在第1位，知道人生要什麼，有一部份可以透過工作達到，有一部份不能。 聽起來，難道你從來都沒有跟老闆開口談薪水的經驗嗎？ 當然有（大笑）。我覺得談薪水這件事，倒不是純粹為了薪水的追求。跟老闆談薪水，也是表現工作能力的一種方式。我的風格是5個字：「溫柔而堅定」。我不是會張牙舞爪的那種。當然這後面要有支援，就是成績。
只要我工作有了什麼成績，我就蒐集起來，甚至我的客戶寄了一封信給我：「很抱歉，我不能把這個生意給你，但是我必須要讚美你在過程中給我很多幫助。」像這種Email，我也會覺得它是我的成績，代表客戶對我的肯定。每隔一段時間我會主動跟老闆談加薪，老闆要是問我為什麼，我會說：「請看這些附件A、B、C……」。老闆最後可能沒有意願，但至少要試過。 怎麼選擇好的timing（時機）？最簡單就是拿到一個案子的時候、老闆升遷的時候。抓到這些timing，成功的機率比較大。我雖然講薪水一直排在後面，但絕對不代表我對薪水不重視。我的實際經驗是花了很多時間為自己爭取最好的待遇。當你工作和薪水都達到某一個程度，才有某一種安全感跟自信心，以及多餘的時間來思考人生要的東西。 你自己也當過管理者，你覺得年輕人應該怎麼看待薪水這回事？ 我後來做了主管，覺得台灣的年輕人普遍不好意思、也沒有技巧來談薪水。
很多人覺得錢是俗事，讀書人不應該碰，談錢會顯示出自己很功利、自私、貪得無饜，其實不是。 我覺得金錢是中性的，它在職場上反映出你的價值、你對公司的貢獻。但是因為大家對金錢沒有正確的觀念，所以就不敢談，老闆講多少就是多少。
很多人被一句話害了，叫「謹守本分」。在職場沒有這回事，謹守本分的人，最後都沒有辦法成功。進入職場就是要努力求表現，要do something、do more（做更多）。我看到職場上發光發亮的人，都是把本分做好後，不斷說「我可不可以做這個」、「那個給我做」、「這個我想試一下」……只有抱著「拈花惹草」的心態，每個拈花惹草的結果，都能綻放出美麗的花朵，才能夠迅速地累積業績，才能得到跟老闆談薪水的籌碼。 可是這樣要求自己，還有可能在工作、薪水之後兼顧人生嗎？像你不是也選擇離開了職場？ 當然可以。你不應該把這3件事看作是互相排斥的，當你覺得它們互相排斥，其實只是為了自己的懶散找藉口。
我在38歲那年當上總經理，發覺當了總經理，並沒有解決人生以為會解決的很多事。所以我離開的原因，是想要倡導人生不是線性的，不是階段性的，人生是平行的，人生是共存的。
以前當老闆，我很害怕年輕的同事走進來，問他：「有沒有女朋友？」他回答：「我沒有女朋友，老闆，我現在專心在事業上，為公司努力打拼。」拈花惹草的範圍不只在工作上，也要在人生上。坦白講，這種人大部份不會表現得很好，因為他覺得人生是階段性的。我會告訴他，人生是平行的，你現在要好好的追求第一志願，但也要好好孝順父母，也要好好去談戀愛，這些東西是互相滋補的。一個整天替公司加班，沒有女朋友，不知道到哪裡去玩的人，工作不會做得很好。一個有女朋友又很會玩的人，在工作上的表現會更好。 我一直希望能重新詮釋「謀生」這個字。謀生的第1個階段，當然是「謀薪水」，但未來大家應該要能「謀生命」。從工作的過程中，去謀自己的人生要什麼東西，真正的使命和理想是什麼。有趣的是，它真的是互相滋補的，一定是有了謀生計的工作後，才能夠找到謀生命的目標；同時，這份謀生計的工作，也幫助你達到謀生命的使命。 如何擊敗外星人真是了不起。
科學家在其他星系發現適合生命生存的「超級地球」，讓尋找外星生命的行動出現進展。然而，不少好萊塢電影中的外星人並不友善，一旦外星人真的拿著死光槍入侵地球，地球人該如何應變，一些學者真的在認真探討這個問題。 曾為美國國防部與美國太空總署工作的航太工程專家泰勒與波恩等人，去年出版了ㄧ本討論人類要如何抵禦外星敵人的書，名為「行星防禦概論：對抗外星人入侵的現代戰爭研究」。 一九六○年，美國天文學家德雷克利用宇宙中適宜生物居住星球的估計數量，推測人類與外星人接觸的機率。泰勒與波恩從德雷克的想法得到靈感，整理資料，推算出銀河系中可能有成千上萬種具有智能的外星生物，而且每隔一百年，這上萬種生物中的一兩種，就可能造訪地球。 已故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在半個世紀前曾經質疑外星智慧生物的存在，他認為，假如宇宙中有很多外星生物，地球人應該早就接觸過外星人了。但泰勒與波恩表示，費米說錯了，就算外星人有能在一天之內穿越數千光年的科技，外星人要探索銀河系裡全部的恆星系統，人須花費數百萬年，因此地球人直接遭遇外星人的機會雖然不大，但不能就此認為沒有外星人。 泰勒與波恩表示，外星人入侵地球並非全無可能。二○○一年，這兩位學者就開始構思外星人入侵地球時，地球人該如何在這種「不對稱戰爭」中存活。泰勒認為，外星人與地球人一旦開戰，地球人必須採取穆斯林游擊隊員對抗駐伊拉克美軍的「打帶跑」戰術，才有機會存活。 April 24 English lessonApril 23 威爾許又發聲了威老所言暮鼓晨鐘。
加州的弗羅曼問：經理幹部素質提升可以提升我們的國家嗎？還是你認為那群「最優秀的頭腦」才能帶領美國的事業？ 答：這要看你對「事業」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指的「事業」是避險基金、私募基金以及投資銀行，我們的答案是直截了當的的「對」。如果你是指構成我們經濟核心的工業與消費企業，我們的答案是，最優秀的人愈來愈不是帶領美國事業的人了。 也許這個問題現在還不嚴重，但令人憂心的趨勢已經出現。愈來愈多資深優秀主管離開公開上市公司，轉到私人公司服務。卡宏（Dave Calhoun）離開奇異（GE）投效尼爾森公司（Nielsen），福索拉（Mark Frissora）從天納克（Tenneco）跳槽赫茲公司（Hertz），就是最近一兩個廣受報導的例子。拿一位資深人力顧問業者的話來說：「這個轉變非常真實，而且趨勢愈來愈強。你幾乎可以感到巨變就要發生。」而且這種改變不只發生在最高層的主管而已，中層主管與商學院也出現類似趨勢。 長久以來，投資銀行招募的人力占頂尖商學院畢業生的10%到20%；現在，尤其在最頂尖的商學院，畢業生熱切回應避險基金與私募基金的召喚。舉例來說，哈佛商學院的2006年畢業生，幾乎有25%投入這兩個行業；達特茅斯學院的塔克商學院（Tuck School）有10%畢業生進入投資銀行與避險基金。而這還只是因為這兩行的人力需求不夠多。
美麗新世界》鉅額紅利 讓上市公司遜色
當然，造成這波投效私募潮的原因之一是薪資。公開上市公司資深經理人的薪水，遠遠比不上私募基金與財金公司經常發出的鉅額紅利。你很難找到一家工業公司或消費性企業，可以付給新科商學碩士28.9萬美元的年薪與紅利。這是哈佛商學碩士畢業生去年在私募基金的平均所得。 還有一個社會現象值得注意。愈來愈多熱愛做生意的人，希望甩開不信任商業世界、輕蔑商業世界的人干預。美國企業現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詆毀。所謂的「行動股東」讓董事會屈居守勢，讓董事會沒有心力去尋求企業成長、併購、全球布局，或者從事只有一點點模糊風險、替未來打算的行為。此外，執行長還得面對「證明無罪前你就有罪」的媒體環境。
專心拚業績》不必面對行動股東 躲開媒體轟炸
所以當私募基金與避險基金找上門時，不分老少，有哪個熱愛商業的人不會考慮？誰不想在這種可以受到「掩護」的企業環境中工作？投資銀行的吸引力也一樣，雖然多數大型投資銀行都是公開上市企業，但可能因為這一行的薪資向來都高的嚇人，外界對他們的高薪比較沒感覺。 不要誤會，我們並不贊同這股剛剛出現的潮流。我們要說的是我們看到這個現象，並且相當擔憂。回到你的問題，美國的「一般」企業需要最頂尖的腦袋，才能在全球市場競爭；這些人不能只集中在某個特定角落，他們必須位居中心，站在前線。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這些人持續在位30年。避險基金、私募基金、投資銀行界跟顧問公司不一樣。投入諮詢顧問的人才，通常衝刺三、五年後又會回到一般業界，帶回財富與知識；但投入「美麗新世界」的人很少回頭，因為待遇實在太高，自由不受拘束做生意的感覺實在太好。 我只能期望董事會，他們必須在事態失控前主動解決問題，不能一直逃避、防禦。即便在目前險峻的環境下，董事會依然要有勇氣為超常表現提供超常待遇，而且要確保這些優待能深入到組織內層，而不只是發給前五大高階主管：這些人是絕大多數媒體和行動股東怒吼的焦點。董事會必須牢記對頂尖人才而言，金錢不是吸引他們投入職業生涯的唯一動力，他們想要有影響力。企業必須為資深主管和新科商學碩士提供具有挑戰性、令人興奮，可以實際決定事情的工作。 April 18 漢委奴國王讀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東漢光武帝曾經賜給日本倭奴國一顆「漢委奴國王」的金印。這顆金印於兩百多年前出土，現藏於日本福岡的市立博物館。
這件重大的歷史發現，曾被廣泛引為中日交流的重要證據。實則金印的發現還存在著許多謎團，金印的真偽也受到質疑，最近日本千葉大學教授三浦佑之還特別出了「金印偽造事件」一書，有意顛覆這段一向被人相信的史實。
據三浦佑之的說法，這件歷史黑幕的主謀，是當年被認為護印有功的江戶時代儒學家龜井南冥，他是偽造金印的最大嫌犯。
據說，一七八四年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整修農田水溝時發現此印，後來福岡藩的儒學者龜井南冥看出金印的重要性，因而獻給了黑田藩。明治時期以後，這顆金印指定為國寶，一九五四年再定為一級國寶。一九七九年黑田家將金印捐給福岡市，現收藏於福岡市博物館。
中國「後漢書」有如下記載：「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十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所以歷史學家也都據以認為，這顆金印應該來自中國。
印證此一金印的另一史實，則是戰後的中國，也有一顆類似的蛇鈕金印出土。
一九五六年，雲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雲南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古墓群中，發掘了一座滇王墓，墓中有一枚金印「滇王之印」，是漢武帝劉徹於西元前一百零九年賜給滇王嘗羌的「廣陵王璽」，因此可以證明給日本的是真印。
三浦教授反駁這項定論。他說，雖然同樣是蛇鈕的構造，但是日本的這顆就顯得稚拙很多，如果利用當時所蒐集到的中國古代文獻，即使在日本的江戶時代也可以偽造中國漢代的「一寸」金印。
他特別懷疑當時的儒學者龜井南冥，因為南冥當時是黑田藩的藩校甘棠館的校長，有可能為了開設學校並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偽造了這顆金印。三浦說：「愈深入調查這些史料，就發現愈多不合理的地方，卻又找不到史料佐證。」
金印的真偽之辯其實在三浦之前即已存在。特別是，金印的出土地點至今尚無定論，福岡市教育委員會曾經進行挖掘調查，但也沒找到證據，而當年發現金印的「甚兵衛」也身分不詳，金印至今仍然充滿謎團。 April 05 谷歌拼音输入法俺使用到目前还不错，也支援繁体。
聪明的谷歌拼音输入法五大特色：
April 04 高鐵初體驗吉某今天乘了高鐵，來趟急速之旅。從高雄到台北，拿了東西，速速趕回來，只花了五小時。簡直是神啊。
吉魯巴特注意到了最高時速是278公里。只不過在這樣的急速行駛時，車廂有些微抖動。普通車內裝潢也真普通，實在是美中不足的。
俺上傳了照片，請各位自己去看看唄。 April 03 南京官話看來如果不是清朝跟民國極力翻盤，今天可能就是講南京話啦！
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爲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 南京官話曾經長期是中國的官方語言。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作爲中國官方語言的官話逐漸分爲南北兩支。明朝滅元，定都南京，“壹以中原雅音爲正”，即以南京音爲基礎音系，南京官話爲國家標準語音。由于江南較少受少數民族遷入影響，加之六朝以來南人文化上的優越意識，明代以及清代中葉之前中國的官方標準語以南京官話爲主流。周邊國家所傳授、使用的中國語也是如此。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中國話，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話爲標準，直到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也以南京音爲標準。清末編審國語及民國確定新國音以後，北京官話成爲中國官方的標準語。 南京話音，明清的南京官話，加之六朝的金陵雅音，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對周邊國家的語音産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在日本，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1。在中原經歷北朝統治以後建立隋朝，在金、元以後建立明朝，南京話都以古中原雅音正統的身份被確立爲中國漢語標準音的主要依據，這深遠地影響到直至今天的中國語言形態。 南京早期屬于吳地，本土語音本爲已經初步漢化的中古吳語。晋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雅音成爲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在以後的歷代變遷中，南京語音也在發生變化。雅語和吳語融合，逐漸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話。 在東晋時代，漢族正統朝廷及南遷漢民帶來中原洛陽雅言，又稱“士音”，金陵本地居民的語言稱爲“吳音”，又稱“庶音”2 。此後中原雅言和吳音在金陵融合。南朝梁時學者顧野王著《玉篇》整理京師金陵雅音，即爲中原洛陽雅音南下後與南京吳語的結合體3 。中國的國語正音在南北朝時期分爲南北兩支，主流上以南方的金陵士音爲正統。 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韵》，音系爲江東金陵雅音和中原洛陽雅音的綜合系統，因以南朝爲正統政權而以金陵士音爲重4。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編廣韵，襲隋唐切韵、唐韵。 宋爲元滅，旋明滅元，明以古中原雅音爲正，鑒于中原地區更多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遂以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來的南京音爲基礎音系確立標準國語5，這便是通行中國直至近代的南京官話。 明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後，北京官話也逐漸産生，作爲國語正音的官話又再次分爲南北兩支。明代北京話是在元大都舊北平話的基礎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話融合後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滿語的影響。在整個明代，仍以南京官話爲國語正音，北京官話通行範圍小，地位低6 。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話仍然是清代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爲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迅速抬升。不過，直到清末時，南京話依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當時有“南京白話最堪嘉”的美譽。民國早年，以北京話爲國音基礎，最終確立了北京官話作爲國語標準音系的地位。作爲漢語官方標準語的南京官話在民國時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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